解方程器（计算器解方程的）

几何原本总要，我确实有可能没说到点子上。因为这书很有可能根本就是徐光启团队们创作的，来源也许就是宋元北司天监里面的某个资料，或者某一批资料。反正利玛窦口译，可能性真不大，即便是记忆力超群，记得住坤舆万国图所有西方地名的汉语发音，记得住几何原本自然的每一个字。可他的中文水平呢？不知道，说他差吧，据说此公给万历皇帝的几百字的奏章都要别人代笔，而且还有错误。说他好吧，看看他的《天主实义》中的这一段：“吾天主，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。《中庸》引孔子曰：“郊社之礼，以事上帝也。”朱注曰：“不言后土者，省文也。”窃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为二，何独省文乎?《周颂》日“执竞武王，无竞维烈，不显成康，上帝是皇”；又曰“于皇来牟，将受厥明，明昭上帝”。《商颂》云“圣敬日，昭假迟迟，上帝是祗。”引经据典，考秀才举人都够了。如此水平，何须口译呢？自己一个人岂不是轻松搞定了？再看所谓他所写的《译几何原本引》：“几何家者，专察物之分限者也，其分者若截以为数，则显物几何众也；若完以为度，则指物几何大也。其数与度或脱于物体而空论之，则数者立算法家，度者立量法家也。或二者在物体，而偕其物议之，则议数者如在音相济为和，而立律吕乐家，议度者如在动天迭运为时，而立天文家也。此四大支流，析百派。其一量天地之大……其一测景以明四时之候……其一造器以仪天地……医者不知察日月五星躔次，与病体相视乖和逆顺，而妄施药石针砭，非徒无益，抑有大害。故时见小恙微疴，神药不效，少壮多夭折，盖不明天时故耳。良将所急，先计军马粟之盈出，道里地形之远近、险易、广狭、死生；次计列营布阵，形势所宜，或用圆形以示寡，或用角形以示众，或为却月象以围敌；或作锐势以溃散之；其次策诸攻守器械，……如中夏所称公输、墨翟九攻九拒者……”《孙子》《墨子》等等中国诸子百家的文字，利玛窦能够信手拈来！厉害不行，几何这个词是徐光启加的，所谓的欧几里得只有一个element，元素，何来的几何家？一不介绍欧几里得，而不说明为何加了几何一个词？利玛窦时代，西欧连天文台都没有，何来“天文家”？西欧没有统一的度量衡，又何以知“物几何大”？而且无法知道“物几何大”，有如何产生“几何家”？以天文历算音乐律吕阴阳五行节气同源一家，这是中国特有的传统。至于西方，连统一的度量衡都没有，何来“量法家”？而且西方何来的节气看病呢？难道利玛窦的欧洲也用针药砭石看病吗？拜托，不要抢中医台词好吧，你利大人的欧洲当时是国王以手看病，温泉治病的好伐[捂脸]。这时候咋不说中医迷信落后了？中医都能和几何原本这么高大上的扯到一起了？真是需要的时候就成了小甜甜了？难道想说明因为中国的中医古已有之，所以几何原本思想古已有之吗？利大人，是不是写昏头了？其实同时期，利玛窦口译、徐光启笔受的还有《测量法义》《测量异同》、《勾股义》等，以证明西学的天文地理之发达，顺便也想证明几何原本自然的正确，（这和西方编造历史的手法如出一辙）。结果四库全书《总目天文算法类提要》没给它面子：“《测量法义》一卷，《测量异同》一卷，…。序引《周牌》者，所以明立法之所自来，而西术之本于此者，亦隐然可见。其言李冶广句股法为《测圆海镜》，已不知作者之意；又谓欲说其义而未遑，则是未解立天元一法，而谬为是饰说也。古立天元一法，即西借根方法。是时西人之来，亦有年矣，而于冶之书，犹不得其解，可以断借根方法，必出于其后也。”换句话来说，就是利大人们来了中国有年头了，还不会，也不懂立方程解方程。纳尼？这样的水平，几何原本，还口译，指导徐光启们？都不提度量衡的彼此换算了，否则那真叫欺负人了。“癸卯冬（万历三十一年，1603），…徐太史先生来。太史既自精心，长于文笔…，私计得与对译，成书不难；于时以计偕至，及春荐南宫，选为庶常，……乃询西庠举业，余以格物实义应。及谭几何家之说，余为述此书之精，且陈翻译之难，及向来中辍状……先生就功，命余口传，自以笔受焉。…，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，凡三易稿。先生勤，余不敢承以怠，迄今春首，其最要者前六卷，获卒业矣……万历丁未（万历三十五年，1607）泰西利玛窦谨书。”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），徐光启中进士，入翰林院为庶吉士，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），担任翰林院检讨；不久，回家守制。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），回京继续任翰林院检讨。翰林院是皇帝的秘书机构、朝廷最具权威的机关，所以拥有了阅读中央图书馆一切图书的条件。而恰恰在此期间，冒出《几何原本》及其姊妹篇《测量法义》、《测量异同》、《勾股义》等书的。忙碌的徐大人和利大人，业余能在一起的时间，短短几个月而已，三易其稿，还辣么多书。西方人写作效率高，翻译效率也这么高吗？你信吗？反正我不信，立方程都不会的会口译几何原本给一个学了几天拉丁文的徐保罗，就能成为巨著。这简直是标准卖拐的节奏啊。[捂脸]#官方谈普通高中招生#1月24号，陕西省人大代表周苏萍建议将普高招生比例提高到70%-80%，将中职招生比例降到20%-30%，以解决中职招生比例必须占50%导致的中考比高考还难的问题。但我认为，如果真这样做了，也许可以解决部分家长未来5——10年的焦虑，但可能会迟滞中国未来50年的制造业发展。2015年，我国颁发了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行动纲领——《中国制造2025》，拉开了中国制造强国“三步走”的序幕：第一个十年规划（2015-2025）：迈入制造强国行列；第二个十年规划（2025-2035）：整体达到世界强国中等水平；第三个十年规划（2035-2045）：迈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。而周苏萍代表的建议，只是关注当下，而忽略了长远。若按她所说的实施，那我们的第一个十年战略都难以实现，而后面的第二个、第三个十年……又怎么实现？制造业是兴国之器、强国之基，是提升综合国力、保障国家安全、建设世界强国的重要手段。现在，虽然我国建成了门类齐全、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，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，还存在着大而不强、创新不足、结构不优等差距。为什么会如此？这跟我们现在人才不足、技术不高、体系不完善等因素相关。其中，最重要的因素是：缺乏多层次、多类型的人才。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国家才在《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》中明确指出：“要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,保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大体相当，扩大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”。然而近年来，虽然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，招生规模越来越大，学校越建越多，但效果似乎差强人意，造成了很多人对发展职业教育的质疑。对此，我是这么看的：1.输出与需求的矛盾，突显职业教育模式的问题。随着我国各行各业的发展，对蓝领的需求越来越大。虽然每年有大量的中职、高职毕业生，但很多企业却存在着招工难的困境。之所以会这样，主要是我们现在的职业教育培养模式，更多地还停留在模式化、课堂化、理论化，学生甚少有机会真正深入工厂、企业进行实践。即便有些职校开展了订单式培养，但往往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。比如：有的刚开始时搞得轰轰烈烈，但因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，两三年后就偃旗息鼓了；有的企业本来效益不错，但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处于弱势，甚至被淘汰了……2.现实与传统的矛盾，让职校生难以享受应有的社会地位。在现实中，随着学业的推进，约有50%的学生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中等职业学校。一方面是，在初三第一学期结束时，很多地方的学校（老师）就会“动员”成绩差的学生放弃中考，“劝”其就读中职学校；另一方面是，中考落榜无缘普通高中的学生，只有15、16岁，绝大多数家长不可能让其过早进入社会，抱着“有，总比没有好”的心态，只得将孩子送进中职学校（有公办的，也有民办的）。如此一来，职校生就成了差生的代名词，无论是学生，还是家长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在哪里读书，更不要说享受较好的社会地位了。3.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矛盾，让中职生的生存空间变小了。大家只知道，德国的制造业非常发达，可大家不知道的是，在德国读职业学校并不是一件羞于启齿的事。恰恰相反，在学生读初中、高中时，学校和家长就会根据孩子的兴趣与性格（而不是成绩分数），为其规划一条最适合的路。没有人歧视读职校的学生，他们因找到了自己喜欢的领域，所以在学校能快乐学习，并最终成为“匠才”。说实在的，我国的中职生并不是他们不聪明，也不是他们太笨，而是“十根手指有长短”，并不是每个学生都喜欢或适合解方程式、做研究，有些学生的兴趣是在动手、拆卸、操作等领域。但由于披着素质教育外衣的应试教育，让所有的人都只关注分数，而忽略了孩子兴趣爱好和内心的真正需求。这也是为什么，虽然有不少孩子最终考上了名牌大学，但他们其实并不快乐，生活中郁郁寡欢，甚至后来走向了极端。他们都是应试教育的受害者。所以，“将普高招生比例提高到70%-80%，将中职招生比例降到20%-30%”，这只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治标不治本的短视行为。要知道，成绩不好的初中毕业生到了高中，大部分仍然很难“会学”，最后即便勉勉强强考了个二本，除了好听一点，其看后面的路并不见得就比职校生更走得更平坦。现在的问题，不是因噎废食地去改变普高和职高的招生比例，而是必须改变教育评价体系、改变职高培养模式、改善职高办学条件、监管职高办学过程，从而培养出真正的职业技术人才，让学生拥有应有的社会地位，去除社会对职校生的偏见。